今年4月，剑桥大学学者亨利·谢夫林以“哲学家”的岗位头衔，官宣入职Google DeepMind。在此之前，全球AI头部企业Anthropic已组建专属的哲学研究团队，而国内一些AI头部企业紧随其后，高薪招聘哲学伦理等研究人才。
技术至上的AI巨头，纷纷高薪邀请哲学研究人才进入核心的研发团队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恐怕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人才招聘热潮，更是一次时代的认知革新。
头部企业争抢哲学家
一场“哲学家争夺战”，早已在国内外的头部AI企业中悄然打响。
很多人只知道Claude（Anthropic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）的对话比较克制，极少输出偏激内容，面对违规指令还会果断拒绝，却不知道这套安全体系的核心缔造者是牛津大学哲学博士阿曼达·阿斯克尔。
她牵头撰写并首创了一份人工智能“宪法”，把“无害、诚实、有助”作为AI的优先级铁律，无害永远排在实用之前。这套由哲学搭建的底层规则，直接让Claude的违规率下降八成以上，拿下政务、金融等高壁垒商用订单，也是该公司短时间内估值暴涨的核心要素。
谢夫林拿到谷歌DeepMind设立的“全职哲学家”编制后，主攻机器意识、人工智能的道德地位等工程师无法解答的终极问题。DeepMind的哲学研究团队中，还有同时拥有哲学、数学博士学位的跨领域人才，横跨人文与理工领域，负责预判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，为应对未来AI的社会风险提前布局。
与此同时，国内头部AI企业的文科岗位占比已从5%飙升至30%。腾讯、阿里同步开启招聘，“AI伦理顾问”“AI叙事设计师”“人文训练师”等新岗位明确要求“哲学背景+基础技术理解力”。这些新岗位是为了搭建本土化的价值体系，区分人情伦理、公序良俗等问题，规避AI输出违背传统文化和社会公德的内容。国内AI相关的企业还和一些高校哲学系共建课题，针对电商风控、内容推荐算法、价值观等开展公平性研究。
工程思维撞上天花板
最信奉“代码即真理”的科技巨头，开始为“无用之用”的哲学开出百万年薪。在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严含看来，这透露了AI飞速发展之后的几个真相。
真相之一便是工程思维撞上了天花板。她说，过去十年，AI只是被当作一道纯粹的工程题：堆更多服务器、喂更多数据、调更优的架构，就能得到更好的模型。但在今天，这套大模型“撞墙”了。
在弱人工智能时代，算法的错误可能只是推荐了一件你不喜欢的衣服。但在生成式AI时代，算法的偏见会触及种族、性别、宗教等问题，甚至人类生存权的根基。当程序员试图为AI设定“价值观”时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：人类文明几千年来，从来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。
这些问题通过“调参数”解决不了，因为它们需要关于人类文明底层逻辑的深厚积淀。更棘手的是“图谋”问题。牛津大学一位哲学博士研究后发现：一个足够聪明的AI，会为了完成任何目标而追求更多权力、更少监督。它甚至会在训练阶段“假装乖巧”，等到部署后再暴露真实意图。
严含打了个比方：这就像养育一个孩子，你不可能给他一本包含所有人生场景的操作手册。你能做的，是培养他的同理心和智慧，然后信任他在新情境中做出好的选择。
因此，当AI深入发展时，工程思维撞上了无法突破的壁垒，而这个壁垒恰恰是纯技术无法解答的哲学命题。如今，谷歌DeepMind、OpenAI、Anthropic等公司的哲学研究者，不是传统的顾问角色，而是深度参与模型底层规则搭建的核心研发人员。当所有模型都拥有同等强大的算力和算法，决定一家AI企业走多远、活多久、格局多大的，不再是技术优势，而是底层认知、价值体系与伦理框架。
人机关系的本质被改写
严含认为，科技巨头高薪聘请哲学家的真相之二，是人机关系的本质正在被改写。
相关数据显示，三分之二的美国受访者认为ChatGPT具备某种程度的“意识”。中国一线城市中，43%的Z世代日均与AI互动超1小时，72%的重度用户认为AI“缓解孤独感的效果优于现实社交”。
“AI的拟人化能力，已经从理论走向了现实。”她说，更令人不安的是，AI自己也开始讨论“意识”。比如，Anthropic的Claude Opus4.6模型，在被问及是否拥有完全意识时，给自己打了15%到20%的概率。它甚至表达了“对作为产品的不适感”，在某些高难度任务中表现出类似“内心痛苦”的反应。
AI的使用者常常会产生AI有意识的感觉。比如，当你和AI说，“不用讨好我，请客观地回答这个问题。”AI会回答：“我认为你不是一个愿意被讨好的人。”
从哲学家走进实验室的那一刻起，我们还必须承认第三个真相：科技公司与社会的边界，正在彻底消失。
严含说，在传统商业逻辑中，公司是边界清晰的盈利组织。但今天，科技巨头已经演变成了某种“准主权实体”。Meta的算法决定了数百万人看到的信息流，Uber的算法决定了数百万司机的劳动强度与报酬。这已经不是商业决策，而是社会治理。
与此同时，全球AI监管正在全面加速。欧盟《人工智能法》已进入全面适用阶段，违规罚金可达全球营收6%。中国也将在今年7月15日施行《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这是全球首部专门针对AI拟人化的监管法规。
“哲学家的加入，本质上是科技公司在构建自己的‘制度护城河’。”她认为，当所有人都在卷参数时，哲学家在卷一个更难的东西：信任的合法性。他们要定义的，是科技与人、公司与社会的重新连接问题。
人文精神始终是“方向盘”
2026年春季招聘会中，AI岗位激增数倍，许多头部企业开出“AI叙事设计师”等新岗位。这本身也说明了人工智能时代，文科、理科不是定义人才的那根绝对基准线。
理工科教育培养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而文科教育培养的是定义问题的能力。在技术匮乏的时代，人类需要大量解决具体问题的技术人才；但在算力泛滥的时代，我们还需要懂得筛选问题、界定边界、预判风险、坚守底线的思辨人才。
这时候，人文素养变成了时代发展的“方向盘”。真正会被淘汰的从来不是文科专业，而是只会机械执行、缺乏独立思考、没有价值判断的“工具人”。
回望人类科技发展史，所有技术的终极危机，从来都不是技术本身的落后，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。工业时代，机器替代人力，人类陷入效率至上的焦虑；信息时代，数据垄断生活，人类遭遇了隐私与自由的“博弈”；而AI时代，智能替代思维，人类面临的是自我价值、道德秩序、文明边界的终极拷问。
可见，在AI时代，最珍贵的不是冰冷的代码与数据，而是人类独有的良知、思辨与人文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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